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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朝廷手中缺少银子难以平抑物价，碍于祖制，又无法对商人加税，没银无法控制商业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。

    官员权贵享有“优免”，加之地方“豪右”逞强，宦室富户们通过飞洒、诡寄、虚冒等手段，大肆兼土地并逃避差徭，于是大量的赋税徭役只能转嫁到贫民头上。

    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，贪官污吏又开始盛行，底层农民被各级官员变着花样践踏压榨，弄得民不聊生、怨声载道。

    如有一豪家，置田万顷，他的田亩，侵别人的太多了，便想法勾结官府变乱黄册，把新收随意挪移成旧管，来逃避赋税。

    兼并之风日盛，大户千亩也是一里长，小户三十亩也是一里长，负担的岁赋差役则相同，小户更非倾家荡产不可了。

    他们在丰收年份尚能自保，碰到荒年，一些农户今日缴税，明日就得借贷，搞得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

    大批农民已经无法生存，要不欠税，要不就只能流亡，明朝特有的流民潮，就在一派繁华中开始在全国各地流动。

    早在宣德年间，许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，苏州一带的农民就曾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，积欠的税粮高达七百九十万石。

    正统时，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万户，成化年间，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，有的地区人口“逃亡过半”，甚至“十者只存其一”，所抛荒的土地“少者千百余亩，多者一二万顷”。

    流民，日渐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……

    朱元璋因饥饿，才去当了和尚，仍然无法生存，就投了义军，终成一代帝王。

    讽刺的是，他奋斗一生，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并没有到来，没到百年的时间，他的后代们也给百姓带来了同样的流离生活。

    明朝政府通过里甲、关津、禁山等措施，竭力防止农民的流徙，有时甚至展开残酷的镇压。

    然而在流民的队伍里，常藏有武器，有秘密结社的组织，也有自己的领导人，于是流亡的斗争形式便渐渐发展为起义。

    这期间，土地兼并严重的山东、江西、福建，税赋较重的江浙、湖广、四川等地，都先后发生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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